刘燕婷：哈梅内伊被杀，开启伊朗政局的三种可能,哈梅内伊出访

【文/ 刘燕婷】

经历多时战云密布、核协议谈判僵持后，美国与以色列在2月28日联手空袭伊朗，目标“斩首”领导高层，促成伊朗政权更迭，希望一次解决“抵抗轴心”、核协议、导弹计划的多重问题。

而从当前发展来看，美以已经取得一定成果：特朗普2月28日在自家社交平台Truth Social公布击杀哈梅内伊的消息，并称“这不仅是伊朗人民的正义，也是所有伟大的美国人以及世界各地被哈梅内伊及其嗜血暴徒杀害或残害的人们的正义”，内塔尼亚胡则持续呼吁伊朗人民推翻政权。

对此，德黑兰官员起初反复否认，坚称哈梅内伊平安无事；但最终，伊朗国营电视台还是在3月1日正式承认：哈梅内伊2月28日早上于办公室内工作时身亡，其女儿与孙子同样死于空袭。

显然，这个战果正为美以的后续施压奠定基础，尤其特朗普已经表示，针对伊朗的空袭将持续下去，直到达成中东和平。这就会牵引出一个关键问题：哈梅内伊的身亡，除了导致可能的政策转向外，是否还会连动伊朗神权政府垮台？

平心而论，这个问题或许连发动攻击的美国与以色列，都不是那么确定。

卫星图像显示，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位于德黑兰戒备森严的住所升起浓烟，遭到严重破坏。 Airbus/NYT

如果政权平稳过渡

首先，有鉴于哈梅内伊年事已高，伊朗显然不会对其猝逝毫无准备。

最明显案例就是伊朗前总统莱希的崛起，基本上直到2024年5月直升机事故前，莱希都是伊朗政坛心照不宣的未来最高领袖；当然，哈梅内伊次子穆杰塔巴·哈梅内伊（Mojtaba Khamenei）也是可能人选，不过受限于行政经验的缺乏，以及神权政府本身对世袭统治的反对，穆杰塔巴或许不是理想选项。

因此莱希意外去世后，哈梅内伊还是必须另觅接班人；尤其在2025年以伊12日战争时，伊朗就已传出最高领袖指定三位神职人员作为可能继任者的消息。

虽说候选人身份未有公开确认，但媒体猜测主要集中在具有可靠宗教或行政资历的高级官员身上，包括：现任伊朗神学院系统负责人、宪法监护委员会和专家会议成员阿拉菲（Ayatollah Alireza Arafi）；哈梅内伊办公室的重要顾问库米（Hojjat-ol-Eslam Mohsen Qomi）；长期担任专家会议成员的阿拉基（Ayatollah Mohsen Araki）；伊朗司法机构负责人埃杰伊（Ayatollah Gholam Hossein Mohseni Ejei）等。

前述人选除了宗教资历，其实也都出自哈梅内伊的亲信圈。这就意味着，如果下任最高领袖出自这群人，伊朗政坛或许能够维持现有的权力平衡。但从哈梅内伊被杀前半年的情况来看，这种预案或许不是全无准备，因为哈梅内伊的公开露面已持续减少，庞大关系网则愈发独立运作。

但问题是，这些人选虽然能够维护“法基赫的监护”（Guardianship of the Islamic Jurist）体制，继续维持伊朗独特的宗教与共和权力交织路线，却存在一个巨大缺陷：除了负责司法机构的莫赫塞尼·埃杰伊外，其他人选几乎都没有担任过重要职务、尤其是国家安全领域，也因此缺乏公众支持或知名度。

此外，伊朗正值多事之秋。新任最高领袖必须面对的关键问题，其实不是1979年革命路线如何延续，而是如何在复杂的国家机器中施加影响、如何在资源有限且压力增强的背景下制定经济政策、如何在充满挑战的地区维持动员“抵抗轴心”、以及如何在全国示威反复的困局下统治民众。

从这个脉络出发，即便下任最高领袖是由哈梅内伊的亲信继任，其实也未必能延续类似的政治路线。尤其前述人选都已年过六旬，缺乏行政经验这点还可能加速体制衰退。

因此，也不能排除伊朗未来可能暂时出现委员会共治、而非单一领导人主政的局面，毕竟这种作法除了能够分散“再被斩首”的风险，也能补足接班人选的资历不足，甚至不是没有历史基础：霍梅尼去世时，这项方案就被提出讨论，只是最终没有执行。

其实观察哈梅内伊接班早期的伊朗政治，也是呈现类似局面：哈梅内伊虽然名为最高领袖，却实际是与时任总统拉夫桑贾尼（Akbar Hashemi Rafsanjani）实施共治。

显然，权力共享有助政权的平稳过渡，既能收拢更广泛的精英阶层和公众支持，也能为新继任的最高领袖创造时间与空间。从当前伊朗政局出发，这就意味着被打压多时的改革派，可能循某种“集体领导”机制重新接近权力核心，毕竟这一群体虽然相对亲美亲西方、主张延缓核发展换取制裁解禁、力主放松部分保守政策扩大民众支持，但整体还是站在支持政权的立场上，而不是高呼迎回流亡海外的巴列维（Reza Pahlavi）。

当然，有鉴于哈梅内伊死于美国与以色列击杀、伊朗也从2025年12月起持续逮捕改革派政治人物，改革派的复苏并不是毫无障碍；如果集体领导的局面真的发生，关键也还是要看领导核心愿意共享权力到什么程度。

美媒梳理的以哈梅内伊为首的伊朗领导层 NYT

如果爆发军事政变

但，局面也可能不是政权内部的平稳交接，而是可能被强势参与者改变规则，那就是军队接管政权。

当然，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历史来看，军队与教士集团始终维持共生关系，双方结盟并不只是权力果实的共享，还有家族、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多场域交织。即便1999年德黑兰大学动乱时，伊朗军方一度威胁要接管民选机构，却也还是没有波及对于最高领袖的忠诚。

不过这终究是早期局面。回顾近10年的伊朗政治动态，不论是动员“抵抗轴心”、持续介入中东各大战场作战、对内镇压一场又一场的大型示威，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安全部门的政治能量，尤其是伊斯兰革命卫队。可以这么说，统合并收割1979年革命成果的虽然是教士集团，但巩固并维系革命后体制至今的关键力量，还是在各大冲突后坚定捍卫政权的军方，只是后者始终没有“更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