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晚的《天下一家》，不是新自由主义神曲,天下一家都有哪些歌星演唱的

文 |  天书

　　马年春晚浙江义乌分会场的节目《We are the World》引发了广泛讨论。多数人的解读是偏正向的，认为今天的美国早已不配再宣传什么四海一家世界大同，今天的中国在春晚上唱这首歌，宣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正是理所当然舍我其谁。

　　少数解读则认为《We are the World》属于美国冷战胜利结算歌曲，宣传的是新自由主义统治下的“世界大同”。现在春晚上演这首歌，代表国内还有人惦记接盘新自由主义遗产。

　　实际上，后面这种解读看似反对新自由主义，但反而陷入了后冷战时代西方精心构筑的文化陷阱中。《We are the World》创作于1985年，目的是为了给非洲进行募捐，而正是因为当时的美国不做人，拒绝援助非洲，所以包括迈克尔杰克逊（以下简称MJ）和这次在春晚上献唱的莱昂内尔·里奇在内的西方众多艺人们以创作的方式呼吁世界支援非洲。

　　《We are the World》之所以被一些人认为是冷战胜利结算歌曲，主要是因为在1993年克林顿就职仪式的前一晚，1月19日，在林肯纪念堂前举行了一场音乐盛会，美国众多音乐明星登台献唱，其中MJ唱了包括《We are the World》在内的三首歌曲。

　　回到彼时彼刻，应该说新自由主义远还没有形成日后作为笼罩世界之阴云的完全体。在1989年提出的《华盛顿共识》中，新自由主义被表述为指导拉美和东欧国家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被包装成了一把可以帮助受苏联影响的落后专制国家们打开通往富裕自由世界的“钥匙”。

　　而对欧美内部来说，新自由主义则用另一副面孔示人，即以克林顿和布莱尔等人为代表的“第三条道路”。这条号称要超越传统左右局限的道路，实际上就是一个在凯恩斯主义衰落之后，西方社会民主主义者们借新自由主义的壳重新上市的产物。它彻底扔掉了政治经济学的内核，许诺通过去意识形态化的“自由市场”来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的目标。第三条道路的理念就是所谓的“玫瑰色世界观”的一种典型，在当时尤其受到西方中产阶级的欢迎。

　　在经历过冷战的西方左翼和市民中产们看来，以美国和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的左和右，资和社，都已经不能再代表道德正义与和平，比如MJ的歌曲中就鲜明体现了他对当时美国的这种认知。站在1993年这个节点回头看，胜利者，或者说幸存者，是那个在冷战期间残暴不仁满手鲜血的传统美国，而不是新自由主义美国，因为后者刚具雏形。MJ们站在1993年放眼未来，看到的是第三条道路取代了冷战老登，看到的是各路社民党即将席卷整个西欧，看到的是人们希望基于普遍道德和超越左右之上的人类共同议题，去推动世界实现“We are the World”。

　　我们现在都知道，西方左翼政党们恰恰是推动新自由主义统治全球，导致深重灾难的重要力量。但当时西方的人们很难看清这一点，因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关键要素以及后果都还未充分展现。所以，把当时的《We are the World》歌曲本身，或者MJ在克林顿就职前夕的演唱说成冷战胜利结算曲或者新自由主义神曲，都是一种有失公允的历史回溯重构。

　　当然，这种玫瑰色世界大同幻想很快就破碎了。彻底形左实右的西方社民政党们嘴上满口福利仁义，实际上坚定执行新自由主义的降本增效和资本自由流动路线不动摇。社民和左翼们对新自由主义路线的发扬光大，又导致历史被回溯重构。那个七八十年代的美国不再是冷战幸存者，反而成了因为早早推行了新自由主义所以赢得了冷战。在这种“因为我今天赢了所以我以前一直都在赢”的逻辑下，美国过往的文艺作品，哪怕是批判性的，就都变成了美国的“胜利结算曲”，变成了“能产生这么牛逼的作品一定是因为美国一直就这么牛逼”。

　　所以这不单单是哪首歌的问题。冷战开始后，资本主义对各种反抗性文化和思想的收编能力方面，其进化速度是此前的左翼无法预料的。二战前后的美国崛起时间尚短，一战之后才通过接收大量欧洲科学家和知识分子让自己的软实力迅速增长，很多投身美国的知识分子当时归属感还没那么强，加上当时左翼思潮流行，知识分子中存在很多异见分子。

　　二战结束后，美国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头号帝国，之前各方面能力和经验欠缺。在冷战开始后，通过对高校体系，文化体系和传媒体系的熟练运用，对知识分子形成了完善的收编机制。使得美国知识分子们尽管反对越战，反对霸权，但实际上已经丧失了真正反思美国的能力，因为帝国本身就是他们得以维持社会地位的基础。

　　资本主义对思想和文化的收编能力，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其厉害之处在于，跨国资本，全球治理机构和学术共同体，以及非本土性中产阶级这几者随新自由主义的扩张而融合成一个“全球统治阶级”（好听了说就是世界公民）。

　　这一阶级秉持的意识形态的确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传统的左和右，或者说，传统的左右道路中都各有其思想资源可以为全球统治阶级所吸收利用，其主旨是抛弃传统左右道路中本土化的部分，缝合传统左右道路中利于全球统治阶级实现“We are the World”的部分。

　　于是，传统左翼的政治经济学和阶级斗争被抛弃了，仁义道德甚至空想的部分被拿来当牌坊；传统右翼的本土和种族优先，贸易保护，保守主义等等被抛弃了，自由市场和资本流动被发扬到了极致。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尽管特朗普二次上台之后如此荒腔走板，尽管MAGA运动已经彻底往极端民粹方向发展且对中国敌意很大，但我们仍乐见特朗普和MAGA们去冲撞破坏以“民主党国际”为代表的全球统治阶级的存在基础。

　　然而，爱泼斯坦案再一次表明，新自由主义滋养出的全球统治阶级，在西方内部是如何不可撼动。在特朗普二次上台前后，中文互联网上曾经流传这样一个故事：当年MJ被诬陷恋童癖，被媒体围追堵截举世皆敌，是作为好友的特朗普保护了他，并挺身而出替MJ澄清事实。在2024年竞选期间，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在就任旧金山地区检察官时对MJ的指控被翻了出来。于是故事有了后半段，特朗普一旦赢得二次竞选，就会为好友报仇，将当年诬陷MJ的人，以及那些与萝莉岛有关的真正的恋童癖大人物们送进监狱。

　　故事的前半段大抵是真的，在竞选期间特朗普没有拿他和MJ的友情做文章拉选票，也说明他对这位好友的尊重和理解。但故事的后半段我们现在都知道了，特朗普二次上台之前誓言要将萝莉岛真相公之于众，但上台后却支支吾吾推三阻四，甚至不惜为此和MAGA基本盘决裂。然后随着更多文件被公布，世人发现特朗普与爱泼斯坦的关系远比以前想象的更深。

　　实际上这也正是谁在台上谁就对爱泼斯坦案支支吾吾的原因，由爱泼斯坦这位顶级掮客组织构成的政经商学关系网并不分左右和派系，而是将整个美国甚至欧洲的精英体系都网罗其中。这些精英作为全球资产掠夺者，利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带来的便利，构建了一个跨越国界的、涉及性剥削和权力寻租的非法网络（见之前文章《大量标榜进步的精英，为何都与爱泼斯坦有关？》）。虽然特朗普早在从政很久之前就表现出了某种对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反思，但这不妨碍他仍然不可避免的在物质属性上成为全球统治阶级的一份子。

　　西方左翼同样不堪。冷战开始后的几十年间，西方左翼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进入更全面，更深入的阶段，但最后的效果反而像加布里埃尔骂齐泽克那样，成了“资本主义的弄臣”。对新自由主义也是如此。1999年，乔姆斯基出版《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标志着思想界开始对美国推动的新自由主义霸权秩序进行系统批判。然而今天我们都知道了，乔姆斯基也和爱泼斯坦存在远非一般的密切关系，结果何其讽刺。

　　特朗普和乔姆斯基这两个左右极端坐标，揭示了全球统治阶级的阶级属性。这一阶级内部的成员，其意识形态大可以是反新自由主义反全球化的，但由于我们的世界只有全球阶级，而没有一个全球政府，所以全球阶级们实质上处于一个不受本土性法治和道德约束的平行时空里。只要不愿意放弃这一点，他表面的意识形态就无关根本。

　　抛开道德评判，西方左右两端的新自由主义反对者们，都很难在根本上抵抗新自由主义降本增效和资本全球自由流动的关键属性。这二者相辅相成，为广泛出现去工业化冲动，同时还要搞高福利承诺的西方社会解决“钱从哪来”的问题。西方左翼几十年来发展出的蔚为大观的晚期资本主义思想和文化批判体系，成了新自由主义的点缀自不必说；欧美各色右翼表面上反全球化，但往往也是只想要全球化的好处而不想要全球化的代价。

　　过往中文网络中一些人喜欢说中国在全球化秩序中的商品生产角色，成了新自由主义得以维持的重要基础。但这就和《We are the World》一样是一种倒果为因，的确，从08年金融危机到新冠大流行时代，中国对世界经济的稳定都起到了压舱石的作用，但历史的辩证法也正是在其中展开。资本主义诞生伊始就与危机相伴，其延续寿命的关键，就在于不断通过新的“外部空间”缓解危机，调整自身实现变革。只有彻底丧失新的“外部空间”，让资本主义的问题变成“全球化的内部问题”，资本主义的链条才能真正走向衰亡。

　　中国的崛起根本上是靠百年来中国人民前仆后继的奋斗，但战后的资本主义，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的过于不做人，让除了极少数之外的后发国家们彻底丧失了实现工业化的可能，这在客观上将中国推到了资本主义体系最后一个“外部空间”的位置。这就导致新自由主义陷入两难境地，继续依赖外部空间，就会把最后一个外部空间彻底推向自己掘墓者的位置；对于扮演“最后一个外部空间”的中国来说，想用新自由主义同化中国也以成功，因为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会再有新的“外部空间”了。

　　扔掉西方光环后再对后冷战历史进行审视，我们就会发现新自由主义秩序的辉煌时间何其短暂。最近斩杀线概念引发全民讨论，很多人追问美国的斩杀线到底出现于何时。我们即使只采取保守说法，最晚也就在克林顿末期大砍福利政策到08年金融危机之间。等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时，一切要素都已齐备了。

　　所以，新自由主义的胜利，本质上就是一种回溯性建构。“XX导致\标志了新自由主义的胜利”的说法，不过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对思想和文化收编能力达到顶峰后，基于“因为我今天赢了所以我以前一直都在赢”的逻辑进行的大内宣。苏联在这方面已经有了惨痛教训，苏联笑话也好，索尔仁尼琴也好，这些文化现象的背后真的就代表了对西方秩序的向往吗？

　　苏联死了，答案无人在意了。但对今天这个时代来说，中国也好，整个世界也好，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去对曾经被新自由主义所裹挟把持的文化遗产重新解读，去将被颠倒的东西再颠倒回来，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还人类道路以本来方向。就像现在我们回头看美国的那些经典影视剧，明明就是一幕幕斩杀线的曲笔寓言。

　　有人说如果MJ活到今天，大概会和里奇一起来参加今年的春晚，在另一个时间线，这或许真有可能。平心而论，即使是索多玛城，也不能说就连十个义人都没有。但现代社会何其复杂，新自由主义霸权的扩张与收编，并非靠个人的道德觉悟就能撼动一二，再多的义人裹挟在这股历史洪流中，也很难不迷失方向。

　　可惜历史没有如果，不能重来，我们今天能做的，唯有将被颠倒的一切再颠倒回来，尽最大努力减少未来会留下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