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耕访谈 | 当老年食堂不再只算经济账，农村互助养老竟打开了新局面

导   语

随着农村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互助养老也备受关注。以老年助餐服务为代表的互助养老实践形式不一，效果也迥异。部分地区过度依赖资金注入，把老年助餐简单等同于“供餐”“给钱”式养老，却陷入标准化运营高成本、低覆盖的困境，难以长效可持续。

事实上，老年助餐虽契合农村老人的现实需求，但其意义远不止一餐热饭。如何以最低成本、最广覆盖办好助餐，如何让老人从“被服务”转向“主动参与”，既是一餐一饭，也是激活村庄集体性与公共性，重建村庄关系的重要命题。

互助养老的核心逻辑并非单纯的“经济账”，而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结与集体互动。在深耕团队的助餐案例中，即便村庄获得了差不多的财力支持，缺乏有效组织与动员的村庄往往难以为继，陷入“用钱解决一切”的死循环；而组织到位，激发了老人参与感的村庄，却可以凭借老人间的相互扶持，打破“唯资金论”的困局。基于这一鲜明的实践反差，我们不禁追问，在农村养老问题上，组织动员与经济帮扶，究竟哪一个更为关键？

本文基于2025年12月对广州市从化区深耕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黄亚军的专题访谈整理形成，访谈稿在撰写过程中，经黄亚军及深耕团队相关成员审阅修订，在此对深耕团队的大力支持致以诚挚感谢！

被访谈者｜黄亚军（广州市从化区深耕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

访谈者 | 侯解、侯Q、LL、侯丹

责编｜侯解、侯Q、LL、侯丹、Ripple

后台排版｜净怡

近些年来，农村的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社会各界对农村互助养老关注度不断提高，国家在这一领域也有大量的资金投入。从各地的实践来看，以老年助餐服务为代表的互助养老实践形式不一，实践效果也迥异。一些地区依托国家资金的注入来展开老年助餐实践，但陷入了运营“标准化”的困局，其结果是设施、人员齐全，但运营成本高，能服务的人数极有限。还有一些地区将老年助餐服务外包给了第三方，由民营资本（常见的是私立医院）承接服务。但因老年助餐服务利润微薄，介入其中的资本也往往高度依赖政府补贴；同时，很多私立医院之所以介入其中，也是为了借此为自己做市场宣传。

从农村老人的实际需求而言，老年助餐服务确有必要。但什么样的形式可以实现最低成本、覆盖面最广的老年助餐服务，老年助餐服务如何走向更广泛意义上的互助养老，农村老人在这一实践中是否可能超越“被服务”的客体地位，老年助餐服务是否可能发挥村庄社会整合功能，重新激活村庄的集体性和公共性，都是值得讨论的问题。广州市从化区深耕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自2022年起，在广州市从化区仙溪村开展老年助餐活动，这是一个由外来NGO组织推动的老年助餐服务实践。仙溪村的老年助餐服务对于讨论上述问题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

 仙溪村老年助餐活动的背景与概况

食物君

感谢亚军来和我们分享深耕团队的老年助餐实践！能不能先介绍一下深耕团队为什么会选择仙溪村来开展老年助餐活动？我们关注过深耕团队此前在仙娘溪村开展过一些其它的社区发展活动，是不是因为在当地已经有一些基础，才选择在仙溪村做老年助餐项目？另外，在助餐项目开展之前，当地老年人整体的生活状况大致是怎样的，为什么会出现“吃饭难”“照料难”的问题？

黄亚军

其实仙溪村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新的村庄。我先从仙溪村的区位情况说起。

左下这张图是广州市的整体地图，从化区是图中上方浅绿和深绿色的区域。我们所在的深绿色区域，是从化区良口镇北部山区的一小片区域。这里一共有五个行政村，分别是长流、仙溪、乐明、北溪和石明。

右下这张图展示的就是这五个村的位置，可以看到下面有一个水库。这个水库是广州市的备用水源地，因此这几个村庄都属于水源保护区的核心区域。

从整个广州的空间结构来看，这里大致处于珠三角平原向粤北山区过渡的地带，从南向北地势逐渐抬升。这里距离广州城区大概100到120公里，直线距离并不算远，但进村需要的时间较长，因为最后20多公里是盘山路。根据地形来看，这一带的自然条件主要受地形地貌和降水的影响。

仙溪村的地理位置 | 图片来源：深耕团队

我再简单介绍一下当地的整体情况。这里原本的主要产业是砂糖橘种植，大约在2016年前后该产业出现衰败。这种产业属于比较典型的商品化农业，以大规模、单一品种种植为主，出现衰败主要缘于柑橘科“癌症”黄龙病的蔓延和市场行情变差两大因素。

这五个村的户籍人口大约有6000人，但常住人口只剩下20%左右。在这些常住人口中，60%以上是老年人。从距离上看，这里离良口镇大约20到30公里，但因为道路条件限制，盘山路车程需要40分钟左右。整体来看，当地的基层公共服务相对比较薄弱，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不同村的情况有所差异，但总体上农村可支配的公共资源比较有限。

就仙溪村来说，常住人口中的老年人比例大约在70%左右。根据我们最近一次统计，常住人口有120多人。近两年，老年人由于去世或外出与子女同住，人口数量还在下降。村集体基本没有什么稳定收入来源。

仙溪村的人口结构 | 图片来源：深耕团队

当地留守老人的养老金水平整体不高，但也大体能够保障基本生活。他们比较常见的健康问题包括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老人的子女多在从化区工作，距离村庄并不算特别远，大概一个半小时左右的车程。子女通常会在周末或节假日回村探望，并不是一个非常绝对的城乡分离状态。村里有比较多的独居老人，以及“老年人双留守”的情况。

在助餐项目开展之前，如果身体条件允许，老人基本都可以自己在家做饭，但饮食相对简单，常常是一顿饭做多一点，吃一整天，吃剩菜剩饭的情况比较多。食物以酸菜、梅干菜、猪肉、青菜等食品为主，新鲜度和营养搭配都相对不足。所以老人们不是处于缺衣少食的状态，他们并不缺一顿饭，从根本上说，主要是饮食质量和照料问题比较突出。

食物君

在开展老年助餐之前，有没有一些老人自己做饭已经比较困难，比如独居男性老人，或者身体状况比较差的老人？大概有多少人？

黄亚军

这类情况主要集中在高龄老人，或者有重病、长期卧床的老人。这类老人确实在做饭方面存在困难。但一般来说，这样的老人通常会有人照料，要么是老伴，要么是子女。仙溪村这类做饭明显困难的老人，大概有八九个。确实有一些独居男性老人因为老伴去城里带孙子，在吃饭方面不是很方便，但他们只是做饭比较应付，还没有到做饭困难的程度。

仙溪村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全村基本都姓唐，属于单姓村。宗族结构一定程度上体现在村委会成员的构成上，这也为村庄内部的互助行为提供了一定基础。

从居住格局来看，仙溪村的居住相对集中。虽然是一个山村，但不像西南一些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村庄那样居住分散；这里的村庄主要分布在山间河谷区域，图中标出的几个区域就是主要的聚居点。饭堂的位置原本是一所废弃的小学，是利用原有校舍改造而成的。这个饭堂并不需要交租金。

手绘仙溪村地图 | 图片来源：深耕团队

俯瞰仙溪村 | 图片来源：金溪摄影

需要澄清的一点是，我们此前并不是在仙溪村开展工作【编者注：主要指深耕团队的“人与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工作，不是指老年助餐服务，具体可见深耕团队网站：

http://shengeng.org.cn/home/about/index/cate_id/2.html】，而是在附近另一个叫“仙娘溪村”的村庄。两个村名字相近，在同一片区域，但并不是同一个行政村。

大约在2020年前后，我们在仙娘溪村开展工作时，注意到这一片区在2016年砂糖橘产业衰败后，出现了新一轮人口外流，村庄结构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在整个片区做了调研之后，我们发现老年人口比例较高，家庭养老已经难以覆盖所有老年人的需求。同时，我们也发现村里有一些人——主要是村委会成员——对村庄公共事务比较积极，他们愿意推动公共事务。我们当时拿出了一点自有资金，大概每个村资助了1000元，鼓励他们为老人组织一些小型活动，几个村都召集了村民开会。仙溪村参与了，而且执行情况相对比较好。当时仙溪村的妇女主任组织协调能力较强，村民参与度也比较高，再加上这是一个单姓村，内部凝聚力相对较强。所以我们最终选择在仙溪村开展老年助餐项目。

二

老年饭堂的运营情况

食物君

据我们了解，很多地区的老年助餐服务开展不起来，或者中途终止，很多时候是因为即便有补贴，但资金仍然无法周转，运营者主动放弃了。仙溪村的老年助餐活动已经开展了两三年，运营情况如何？资金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呢？

黄亚军

2022年，有一家基金会找到我们，希望我们推动“爸妈食堂”项目。我们评估后认为仙溪村具备一定条件，于是与村民沟通，大家的反应也比较积极。村里有一位开小卖部的大哥非常积极，愿意牵头负责这件事，于是“爸妈食堂”就在仙溪村落地了。

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办老年饭堂，饭堂这个项目最初的资金来自基金会，后期又申请了政府的民政补贴。村委会虽然没有太多资金，但愿意提供一些支持，他们大概出了十万元来做厨房的改造、购买设备等。我们将闲置的小学场地改造成了饭堂。饭堂建筑面积大约300平方米，是原学校的一层。最初改造比较简单，但为了申请政府补贴，需要按照餐饮规范对厨房进行消防、卫生等方面的改造，所以后期投入较多。

老年饭堂内部 | 图片来源：深耕团队

目前饭堂最多可以容纳五六十人同时用餐，日常用餐人数在四十人左右【编者注：2026年最新一轮报名的就餐人数接近60人】。饭堂一般提供工作日的午餐，偶尔在节假日运营。目前村里还没有正式注册老年人协会，但已经形成了稳定的运作机制，只是缺少一个名称而已。老年饭堂事务的核心成员大约十几人，平均年龄在70岁左右，下设煮饭组、财务组、菜园组以及应急关爱小组等。我们深耕团队和村里的老年饭堂事务组还会在这里承担一点政府接待、高校服务学习等接待活动，这些活动是收费的，也可以给老年饭堂增加一些收入。

饭堂每月都会公示财务情况，由财务小组三人签字确认。主要包括三部分：收入、支出、结余。如下图所示，2025年11月老年饭堂的收入来源包括，基层政府部门吃饭的费用、生日会资助（老年饭堂事务组也组织老人办集体生日会，支持老年饭堂的基金会也会提供一些社会资助）、村委会开会在这吃饭也会收一点钱。此外，经费来源还包括基金会助餐补贴（是饭堂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每月5000元左右）、政府配餐补贴（广州市民政部门的长者饭堂补贴，每月5000元左右）、村民和外来参访人员的捐款、活动经费等。补贴是按照实际刷卡和刷脸用餐人数来结算的，每天有多少人来刷卡是提前录入系统的。

老年饭堂收支情况公示 | 图片来源：深耕团队

比如这张明细上写了，这里有村委给老人们的3000块钱，这是村里把一些很小的项目交给老年饭堂事务组来承担，比如打扫卫生、清理路边杂草等，这也可以给老年饭堂带来一些收入。还有一些收入没有写上去：其一是来用餐的老人每半年会交100元餐费，大概是一个老人一顿饭交1块钱；另外一笔收入是外面的人零星捐助的物资，或是村里人偶尔提供的一些捐助。比如有人持续给饭堂捐酒，因为有一些老人喜欢喝酒。

总而言之，仙溪村老年饭堂的收入有这几个来源：老人交费、政府补贴、基金会补贴，以及村内村外的一些小额捐助，再加上集体劳动的收入，还有一些偶尔接待参访的收入。

支出主要在两个方面，一个就是食材。这些食材就包括了（图上的）1-4项。第一项就是买大米、盐之类的。第二项是猪肉、鸡、鸭等肉类，红榜上写的“猪肉明”就是一个流动肉贩。因为（村子）比较远，不太好买，他给带过来。第三项“人家菜”164元，指的是仙溪村村民不管什么菜，卖来饭堂，都是按照1块钱1斤来收费，这个菜价是远低于市场价的，这里面有一点捐赠的成分在，（相当于）村里人都投入一点力量。第四项就是买鱼，老人们有时候会吃一顿鱼，买的是本村鱼贩养的鱼。这四项都是同一性质的支出。

第五项是另外性质的支出，是指煮饭的四五个人每个月的补贴，煮饭的人不是无偿劳动，要给他们一些低额补贴，算下来一人一天大概30元左右。这个数字其实也是原来基金会落地项目时提供的标准，一直沿用下来。他们每天大概要干4个小时，从早上9点多开始备餐，到（下午）1点多钟收拾好。

除此之外，饭堂的运营也不只是给老人提供餐食这么简单。随着饭堂的持续运营，就餐人数逐渐增加，为了安全防护，饭堂场地和设备的日常维护、更换与改造的需求也日趋明显，未来的支出也会有相应体现。

三

组织起来，以最低成本运营老年饭堂

食物君

老年饭堂的参与结构大致是怎样的？村委、骨干和普通村民分别扮演什么角色？

黄亚军

从参与结构来看，这是一个有层次的动员网络。村委主要提供场地，并保持支持态度。之前村委里面有一个负责民政的委员，他愿意帮忙出面去做一些沟通，比较积极。村书记过问相对较少，但总体也是比较支持的。我们跟村委形成了一个比较良性的互动，因为这个事情也相当于为村里创造了业绩，仙溪村的老年饭堂活动甚至被民政部门和区、镇层面的领导看到。

仙溪村互助养老组织示意图

图片来源：深耕团队

在村委之外，支撑饭堂运作的是十位核心骨干。其中最突出的一位是唐伟洲——村里小卖部的老板，是中年人，公心较强。其余骨干大多是七十岁到八十岁的老人，其中包括原来的村委干部，比如老书记、老主任，以及在集体化时期担任过村干部的老人，比如戚金秋担任过妇女主任、接生员、财务员。这些骨干熟悉村庄运作方式，知道如何动员、如何通过开会和协商解决问题。

在这十位核心骨干中，唐伟洲没有担任过村干部，其余九人中有四位曾是村干部，一位是村医，另外四位是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普通村民。核心骨干中有两位女性，都是外嫁进来的。

食物君

食物君：这些骨干最初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这是有意识培养的结果，还是自然形成的？

黄亚军

这并不是一开始就预设好的组织，而是在实践中逐渐浮现的结果。最初参与饭堂运营的人主要是因为饭堂改造、煮饭、算账、老人活动通知、种菜等事情进入，随着饭堂运行，以及后续竹棚搭建、菜园建设等集体劳动的开展，有些人在某一件事中表现积极，被村民、深耕团队看到，就慢慢在其他事务中承担更多角色。

除了唐伟洲作为村中关心老人的中年人代表，被推举出来当饭堂的“话事人”，其他核心骨干都是在饭堂的运营过程中逐渐显现出来的。他/她未必一开始就在饭堂事务中最突出，但在其他公共事务中不断参与，最终成为协调和沟通的关键人物。深耕团队一开始就有意识地把这些活跃分子聚在一起，逐渐在他们中间形成了稳定的协商机制。现在，只要村里推动新的事情，村两委往往会先与这批人沟通，达成共识。

食物君

这个挺重要，深耕团队在仙溪村做的重要工作之一，实际上在推动老年饭堂的建设中，不断发掘骨干力量，有了这些骨干，老年饭堂的运营就可以逐渐转变为村民自己的实践，而不是一直依靠深耕团队来代劳。

黄亚军

是的。仙溪村的老年饭堂整个运作体系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次：核心是一支由十人左右构成的骨干群体，其外则是承担日常做饭工作的五位老人。这五位煮饭小组成员与老年饭堂、与其他老人之间，形成了一种多重交织的关系网络。名义上，他们领取的只是一笔象征性的补贴，但在实际运作中，他们投入的劳动远远超出了补贴所能覆盖的范围，无论是集体事务还是临时性的公共劳动，只要需要人手，几乎总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仙溪村互助养老组织框架 | 图片来源：深耕团队

在我看来，这种参与方式本身就颇具意味。通过“一起干活、一起吃饭”，一种稳定而日常的集体实践被维系下来。集体劳动结束后，大家围坐用餐，这既是对集体劳动的延续，也是对共同体的再确认。正因如此，这五位负责做饭的老人始终深度参与在整个过程中——一旦开饭，他们便自然回到厨房；而在非做饭时段，他们又与其他老人一样，参与到村庄的公共生活之中。他们本身也正是老年饭堂的用餐者，年龄也在六十岁以上。

原则上，村里六十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来吃饭，但受制于五十人左右的规模，目前实际的用餐门槛在六十五岁。六十多岁的老人身体状况普遍较好，很多仍在干农活，有一些是老两口身体还比较健康，因此并未进入饭堂体系。在十个核心骨干里面，唐伟洲除外，剩下的都在里面吃饭。

仙溪村妇女节活动 | 图片来源：深耕团队

食物君

这种集体实践和共同体建设太重要了。目前五十人的规模是如何确定的？是因为空间限制，还是因为资金限制？有没有老人想来用餐，但是因为规模的限制还没办法进来的？

黄亚军

五十人左右并非一个严格设定的上限，也不是特别严格，没有一个死标准。这是在“做饭人数—补贴水平—劳动强度”之间形成的相对平衡。如果人数过多，做饭负担过重；如果人数过少，单位人工成本会上升。

从实际情况看，因为仙溪村常住老人总数本就有限，最新一次报名吃饭的老人有五十九人，这个规模已经覆盖了大多数年纪偏大的家庭成员，基本上不存在常住在村、六十五岁以上、身体尚可但有意愿参与的老人未被覆盖。连过去因为饭堂饭菜不合口味、觉得自己还年轻的老人们，也看到现在饭堂不只是简单地供应一顿饭，而照顾到了老人们在村的生活、娱乐、健康安全等多方面。

从我们在其他村庄的实践经验来看，这样的规模大致是一个相对稳定、也较为常见的状态。仙溪村常住老年人口本就只有120人左右，目前有五十余位老人固定在老年饭堂用餐，实际上已经覆盖了其中年龄相对偏大、需求也更为迫切的群体。从家庭层面看，村里多数家庭都有成员被纳入助餐体系，整体覆盖范围已经相当广泛。

当然，其他村也仍然存在少数未被覆盖的情况，主要原因无外乎两类：一是年龄尚未达到当前实际运行中的门槛，二是出于个人意愿选择不参与。但需要强调的是，这一规模与村庄本身的人口体量密切相关。仙溪村村庄规模有限，五十余人的助餐规模已较为充分；在隔壁人口更多的村庄，老年人口基数更大，相应地，参与助餐的老人数量也会增加，有的村可以达到六十多人。

食物君

老年饭堂在运营中是否存在“人少就亏”的问题？如何维持长期运转？

黄亚军

运营成本确实与吃饭人数有关，需要动态调整。如果只有三十人左右，每天却仍然支出150元左右的煮饭或送餐费，人工补贴就会显得偏高，长期来看需要重新平衡。但更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人数本身，而在于是否能有效降低成本。

在仙溪村，降低老年饭堂的运营成本是各方努力的结果。在物质条件上，村委提供了小学作为场地，并承担了水电费用——尤其是电费。饭堂的电费开支其实也不少，每月也要几百元。做饭主要使用柴火，辅以电饭锅。柴火来源于唐伟洲大哥和煮饭人员专程上山捡拾，用三轮车运回，堆放在一起，由唐伟洲大哥用电锯锯好备用。有时，饭堂也会邀请在村的中年村民帮手劈柴，再跟老人一起吃顿午饭；有时是煮饭人员自己劈柴；现在有了专门的柴棚，来吃饭的老人也会得空就来劈柴。这种“投工攒柴”的方式，大幅降低了燃料成本。相比之下，隔壁村使用煤气或液化气，一个月就要额外增加数百元支出。

不同村庄的单餐成本差异很大。通过自种蔬菜、向村民低价采购（例如一元一斤）、使用柴火、接受米油捐赠等方式，仙溪村可以将包括补贴和食材在内的单人单餐成本控制在十元出头左右。而在一些动员不足、配套未跟上的村庄，这一水平难以实现，运营压力就会明显增大。

食物君

仙溪村的老年饭堂大致在什么位置？老年人到饭堂的距离，最远的有多远，过去要多久呢？我们看到一些地区在开展这类服务时，部分老年人会因腿脚不便而无法去老年饭堂。仙溪村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距离会不会影响参与程度？

黄亚军

在前面的“手绘仙溪村地图”里，最远的是最左侧写着“新龙”的地方，走到饭堂，大概有一公里左右，十几分钟。但有些老人的走路速度比较慢，还有一些身体状况没那么好的老人，拄着拐杖可能要走个半小时。在一些居住比较分散的村有这样的操作：按照聚居区去设置就餐点。比如说在长流村、北溪村那边，每个村就设了两个就餐点，饭堂本身是一个就餐点，然后送一部分到另一个就餐点。

食物君

统一一处做饭，但吃饭的地方分成两个，送一部分过去，这的确是个好办法。我们看到一些案例，有的地区在老年助餐实践中，专门把饭给老人送上门，在人手本来就不足的情况下，这种方式的成本就很高。但如果设两个吃饭点，这个问题就可以很大程度上解决。

黄亚军

成本的问题只是其一，但更重要的是，老人并非是缺衣少食的状态，他们来到饭堂，吃的不是饭本身，他们更看重一起吃饭的氛围。吃饭时，比如仙溪村这边，现在有6张桌子，每一张桌子有8个人，这8个人是固定的饭搭子，如果某天有哪位老人没来，其他人就会去关注。如果只是解决吃饭，我觉得反而让这个事情就没有那么大意义了，建立大家之间的连结才比较重要，而且把大家聚在一起之后，可以做很多事情。

食物君

有道理，集中就餐本身也是一种重建村庄内部关联的方式。

我们还有一个细节问题，在仙溪村的老年饭堂，做饭的人员是如何组成和挑选的？我们见过一种“精简”的运营模式：由一名村民或一对夫妻承包老年饭堂的备餐工作，村里给予一定的劳务补贴，这份工作在形式上更接近一份固定岗位，一个月大约两三千元。在这种模式下，备餐的工作强度并不低：因为就餐人数通常有数十人，因此往往清晨就要开始买菜、备菜、洗切与烹制，一直要忙到中午才能收尾，既辛苦又琐碎，愿意承接这个工作的人并不容易找。深耕团队在仙溪村推动老年饭堂活动时，并没有采用这种方式。能不能谈一谈在备餐人员的安排方面，深耕团队是怎么考虑的？

黄亚军

目前仙溪村负责做饭的四五个人全部都是村里人，每人每天三十元左右。如果完全按照市场价格雇人，这个工资是根本请不到人的。参与做饭的人中，有一位是男性，其余都是女性，年龄大多在六十岁到七十多岁之间，身体状况相对较好，也有做饭经验。这些人并不是自行报名，而是通过村里公开推选的方式产生的，有点类似“提名制”：大家推荐合适的人选，再逐一沟通确认。

之所以没有采用“一家人”“一两个人”长期运营的方式，主要有两方面考虑。第一，尽管补贴不高，但在农村中，这依然是一种有限的收益，将这部分收益分散给更多人，有助于扩大参与面。第二是对劳动强度的考量，基金会在项目初期就设定了这样的操作模式，并一直延续下来：三到五个人，负责大约五十位老人的午餐，这个规模下，每个人的负担不会过重，补贴水平也更容易被接受。如果做饭的人太少，会非常辛苦；人太多，成本会明显上升。

食物君

的确如此。这几位做饭的人具体如何分工？除了做饭本身，他们是否还承担其它工作？

黄亚军

煮饭小组内部有一些简单分工，例如有人负责买菜、备菜、下米、掌勺，有人负责搞卫生，有人负责刷卡、简单记账和对账，但整体上是一个相互配合的团队。实际上，他们承担的工作远不止“做一顿午饭”。例如，饭堂整体的卫生维护主要由他们负责，以及当村委把一些几千元的小项目交给村里的老人做（编者注：前文提及的打扫卫生、清理路边杂草等），老人进行集体劳动时也会集体用餐，老年饭堂也要做饭，但并没有额外补贴给他们。煮饭小组的成员本身也都是在老年饭堂吃饭的老人，就像来饭堂吃饭的老人也会无偿地干一些活，例如参与种菜（指老年饭堂的负责人在饭堂边的空地开辟的小菜园，下文会详述）、砍草等，煮饭小组参与这种集体劳动的无偿劳动部分，就是煮饭。

四

能人的带头作用：以小卖部老板为例

食物君

我们看到，在仙溪村的互助养老实践中，小卖部老板唐伟洲起到了关键作用。他并未担任村干部，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的动力参与其中？

黄亚军

关于小卖部大哥，我们有很多人对他很感兴趣。跟同行交流的时候，我们也经常开玩笑说：“像这种骨干就是靠运气，这类关键人物往往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蹦出来的’”。他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第一，他在家中有基本的生计来源，能留在村里；第二，他长期照顾家中老人，对老人的状况有很多关切。因此我们2022年去谈老年饭堂项目时，他非常积极，希望把事情放到他们村去做，并由他来负责，或承担具体工作。这种骨干确实难得。

他的小卖部也赚不了多少钱，因为村里的人口规模不大，交易量有限。他本身是类似“小包工头”的角色，他不是政府工作人员，会承接村里或者镇里的工程建筑类的项目，但这些项目都很小，只有几千块钱。此外，如果村委有割草、砍草等零工活，常会找他承担。他一年中也会有一些时间去镇上做零工。

目前因为有媒体来采访，他就不太想露面。我觉得他比较低调，不太想居功。我们现在会想给他一些名誉性的认可，比如说在政府的志愿者系统里面，给他颁发优秀志愿者证。

至于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动力参与其中，我们的理解是，他留在家确实也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跟他媳妇要照顾两边的老人。我觉得他在照顾老人的时候很用心，对老人的处境熟悉，也有情感上的关怀。另一方面，我觉得他也有一些个人特质。他本人承包一些小工程，是靠地方的关系去生活的一个人。这种地方关系里面，不全是利益，也有很多情感。例如老人急病需要送医时，经常会打电话让他开车送去。出村很不方便，有二十多公里的山路，所以他有时会收取一些费用，但更多是出于情感和意愿，承担起这类助人的工作。组织老年饭堂，也算是他维护在当地关系的很重要的部分。他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都在当地，所以他有动力推动当地的助老项目。通过重建他自己和当地的关系，其实也推动了当地关系的重建。

他做这个不是一个纯理性的计算。因为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经济关系网在当地，所以他确实是最有动力来在当地推动这些事情的人。他开小卖部，也是靠村民照顾生意。他的小卖部本身就是村里的公共空间，早上他经常会煮一大锅早餐，很多村民会去那里吃。白天有人来打麻将；有人来访或聚餐时也常在他那里。他是村庄关系网的重要节点，经济活动与社会关系都与之紧密相关。

食物君

非常同意这个总结。类似角色实际上在许多村庄都存在，如农资店老板、农机手、运输车司机等，他们的社会关系网在当地，经济活动也在当地。他们是地方社会关系的结点，很容易把大家联结起来；他们也有动力来维护自己在当地的社会关系网络，因为这跟他日常的生计是相关联，参与地方公共事务，也可以使他们的社会关系得到重建和扩展。找到这类关键人物，可以看做仙溪村目前的老年助餐实践具有推广性的一条经验。

黄亚军

是，但这个也要再细致一点。首先这种事情你也没办法不影响他的经济收入。另外一个，就是可能也还得看人，有一些人比如说他如果因为开小卖部的，就会有一个便利条件，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从食材采购中赚取差价，只是赚多赚少的问题。但是像唐伟洲大哥，他不会赚。其他的村，小卖部的人可能在中间就会赚一点。

食物君

也的确如此。怎么理解这类人在村庄公共事务中的作用，还需要再详细讨论。

五

从老年助餐走向更多的公共参与

食物君

前面主要谈了参与老年饭堂运营的骨干和积极分子，除了这些核心骨干，更广泛的村民参与情况如何？

黄亚军

在核心层之外，还有更外围的参与者。其中在老年饭堂吃饭的大约有二十多人是只要招呼一声，就会来参与集体劳动的；人最多的一次，可能接近五十人参加了集体劳动。虽然还做不到所有事情都通过大会、小会来统一商议，但在集体劳动方面，大家的参与度非常高。

总体来看，积极参与者中，绝大部分是老人，有一些没有来吃饭，但是他们也会参加活动，比如说节日活动、社区活动、一些培训学习，或者有医生进村做的义诊活动等。一半是普通村民，包括村里的一些中青年。在村里面的大部分老人是有卷进来的（指参与进来），但不是所有的老人都卷进来了。一些行动不便、无法出门的老人，以及与部分现有成员存在矛盾、不愿参与的人，就不愿意来。

食物君

老年饭堂的运营时间毕竟也只有两三年，有这样的参与度已经很不容易。把大家聚在一块儿，除了吃饭，还有没有其他一些活动？

黄亚军

在饭堂基础上，村里逐步开展了社区活动，如节日活动、文娱活动等。老年饭堂的场地门口有一块两三亩的村集体土地，之前无人耕种。后来村里将其中一部分免费送给老人作为菜地。老人们以义务劳动的形式集体种菜，种出的蔬菜免费供应给饭堂，相当于“自己种、自己吃”。菜地的面积大约有一亩，大概有二三十人参与种菜，人数接近老人群体的一半。部分老人因身体状况无法参与，但大多数身体较好的老人都会参加。

村民们开垦集体菜地 | 图片来源：深耕团队

剩余的土地因为人力不足没有全部开垦，这片未开垦的地到了梅雨季潮湿长草，老人们觉得不好看，着急了还要喷除草剂清理掉杂草。于是大家商量一起将部分区域改造成休闲空间。我们邀请设计师与老人一起设计，搭建了一个竹棚，一是作为老人们在菜地干活时的休息和活动场所，二是让不同的老人力所能及地参与到搭建和编织的集体劳动中，收获一定的自我价值感和集体荣誉感。这些建设基本都是义务劳动，持续了两个月左右。

村民们搭建竹棚 | 图片来源：深耕团队

在此基础上，老人也开始参与村庄公共事务。例如防蚊灭蚊、维护村道、修缮山路等。热心村民、村委会会提供一定经费，老人象征性领取少量补贴，其余资金全部回流到饭堂。参与的老人们都不计报酬。包括接待外来参访、夏令营活动等产生的收入，也全部进入饭堂的公共资金池。

在日常活动方面，目前几个村的日常活动都还没有完全开展起来。之前曾进行过一段时间的早间集体拍打操等活动，后来因冬天气温较低而暂停，此后尚未恢复。不过，日常生活中仍有一些固定内容，例如吃饭时会播放一些视频，因为饭堂有大屏电视。对老人来说，最日常的活动其实是种菜。菜地每隔两三天就需要管理一下，也算是一种集体劳动。在仙溪村，每周三在饭堂量血压、记录，春节假期老人们按吃饭围台的座次顺序轮流喂羊，也都慢慢成为日常活动。

六

推广互助养老遇到的困难与挑战

食物君

在几个不同的村进行过实践之后，深耕团队觉得有没有一些比较难克服的困难？

黄亚军

可能站在不同角度来说，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不一样。我觉得，最缺的还是“组织者”。通过对比四个村可以明显看到差异：其中两个村我们介入较浅，只是做了资源链接，基本上村子没有太发挥组织动员的角色，大概做到年中和下半年，这两个村都停了。像仙溪村的案例所展示的所有的这种开源节流的事情，它背后其实都是组织化的事情。

要通过吃饭去让老人真的有参与的价值感和积极性，其实也是组织的事情。如果没有组织者的角色，只是做一个饭堂，这个事情就变成了最后要用钱去解决。这两个村碰到的困境跟城市里面碰到的困境，其实根本上也是一样的，如果只是算经济账，是没有任何一方可以一直提供资金支持的。

关于互助养老的经验交流会 | 图片来源：深耕团队

食物君

停掉的两个村，是因为大家都不愿意去了，还是组织方觉得运营不划算？

黄亚军

是因为没有相应的人出来去做相应的组织、动员、教育工作。比如说，其中有一个村，村委会没有仔细、亲自介入到很具体的运营里面去，所以运营成本非常高。运营成本高了之后，吃饭消耗资金非常快。如果五十多位老人吃饭，一年的运营成本控制得好也要十万多，控制不好很容易到十五万，对农村来说，虽然有一些补贴，但是自己还是要承担挺多的，就比较难。

深耕团队在仙溪村的动员活动

图片来源：深耕团队

食物君

看来根源还是在组织化问题上。也就是说，老年助餐服务绝不只是供应一顿饭食的问题，老年人也完全可以不只是接受餐食的被动客体。真正重要的是在推动老年助餐实践的过程中，让村庄社会重新组织起来。正如仙溪村的实践所展示的，动员更多村民参与进来，不仅是为了让老年饭堂以最低成本运营，也是让老年人作为有尊严的主体来组织养老生活。老年饭堂让老年人在村庄公共空间、公共事务中有一席之地，并且能发挥一定的作用，而不是处于村庄和家庭生活的边缘，不得不以“等死”的姿态聊度余生。

这种具有一定公共化的养老实践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老年饭堂的运营成为了重建集体劳动、集体生活的途径，在此过程中，村庄共同体得以再造。

感谢亚军和深耕团队的分享，我们会持续关注仙溪村老年饭堂的后续发展，期待看到这个老年饭堂发挥更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