滔 天 洪 水

1979年后，当伊朗伊斯兰革命结束后，伊朗民族阵线的领导人，伊斯兰革命的重要参与者巴扎尔甘，用一句话来描述了这场革命——

“我只祈求甘露，却得到了一场洪水！”

今日的我们，终于看到了，这场47年前意外来临的洪水，是如何在蓄积了半个世纪的势能后，终于决开堤坝的。

美以的偷袭成功，并不是一次侥幸的孤立事件，而是伊朗社会多年来结构性矛盾的必然结果，他们就算这次不成功，下次也会成功，因为伊朗内部的卧底会为他们提供源源不断的精准情报，直到成功为止。

如果说过去这些年来，大家对伊朗有什么共同印象，应该无外乎四个字——首鼠两端。这个国家总给人一种极端的矛盾感——色厉内荏，喊打喊杀，左右摇摆，一枪不发。身为中东反美以的最大堡垒，却不放过任何一个对美以妥协的机会。一边追求独立自主，一边四处摇人壮胆，实力上，它人口近亿，拥兵数十万，行动中，它却被人从最高层直接斩首。它的足球队敢在世界杯赛场上公开反政府，它的国宾能在来访过程中被以色列暗杀，而哪怕到了如今，它的复仇口号都显得有气无力，丝毫听不出一个民族被人欺凌到底的愤怒。

政权失能——这就是伊朗政权的实质，这个政权并不是贫弱，而是内部的反对者多到了无法进行任何有效行动的程度。

以色列摩萨德并不是什么神人天兵，他们的渗透之所以如此成功，只是因为他们渗透的是伊朗而已。摩萨德甚至不需要策反，就有大量的伊朗人上赶着为它提供情报。

而这一切魔幻现实的根源，都来自于1979年的那场不该到来的滔天洪水。

当1979年，伊朗的数百万人走上街头反对巴列维王朝时，没有多少人能想到，他们最终会迎来一个政教合一的教权国家。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以其惊人的手段，完成了一场本不属于20世纪的奇迹——他在冷战最激烈的70年代末，在东西方阵营的边界，成功将一个早已被扫入故纸堆的存在:宗教力量，带回了历史舞台。

这是一场因人成事的奇迹，在此之前，几乎没有人认为宗教力量可以在20世纪，尤其在冷战时代中复辟。要知道，20世纪的是个进步的年代，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全面竞争的时代，而霍梅尼让整个世界重新意识到，一个千年前创立的宗教，居然在1979年还有如此恐怖的号召力。

当我们回看伊朗伊斯兰革命时，我们会发现，巴列维王朝所面临的困境和其他腐朽政权并无两样——贫富差距，城乡矛盾，土洋文化冲突，政府腐败等等。在巴列维之前，在埃及，在伊拉克，在利比亚，巴列维王朝面临的困境一次又一次重演，而结果也不过就是被民族主义军人们夺权。但在伊朗，故事却走向了另一种结局:霍梅尼以一种冷酷的态度，通过精妙而决绝的手段，实现了他构想的目标——一个“法基赫监护”体制下的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共和国。

1979年的伊朗，正处于前现代和后现代交织的时代，哪个传统的、守旧的伊朗正在被现代的，进步的西方文化全面入侵，普通民众茫然不知所措，纷纷团结在教士们周围。霍梅尼精准的利用了这种焦虑，巧妙的打造了自己的精神领袖的形象，他对每一伙人说出他们爱听的话——对穷人，他大谈贫富差距，对学生，他大谈政治腐败，对守旧派，他大谈西方文化入侵，对民族主义者，他大谈巴列维王朝出卖国家主权。每个人都能从霍梅尼那里听到自己想听的，他的直播切片（演讲录音）以磁带的方式在伊朗的大街小巷流传，但大家却从未听到霍梅尼谈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他究竟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实际上，直到巴列维沙阿出逃时，伊朗人民还普遍认为，霍梅尼是一个毫无权欲，只想做精神领袖的德高望重的精神导师。

最终，霍梅尼用行动告诉了他们，自己究竟想要什么。

在霍梅尼成功以前，美国人根本无法想象，一个人居然可以通过宗教的力量来在20世纪推翻一个强大的世俗政权。在伊斯兰革命如火如荼时，美国驻伊朗大使还在称巴列维政权的垮台为“想不敢想之事”（美国大使的密电标题），而哪怕在这篇给巴列维政权判死刑的报告里，美国大使还认为霍梅尼最后只会变成一个甘地式的精神领袖。

而最后的事实是，霍梅尼以残酷而果断的手段，在革命胜利后。横扫了与他一起推翻巴列维王朝的同盟——世俗派，共产党，宪政派等等，最终打造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政体。以孙中山之名，行袁世凯之实。

但是，谁都看得出来，霍梅尼的成功，是一场因人成事的奇迹，并不是时代的选择。

如果不考虑霍梅尼的政治主张，从品格上讲，此人堪称天生的政治家——他生活极度俭朴，意志极为坚定，眼光准手段狠，做事绝不拖泥带水，他不在乎别人，也不在乎自己，他是天生的斗争机器，精准的抓住了历史给予他的刹那间的机会，改变了整个世界。

上台以后，霍梅尼以一个伊朗之力多面开弓，同时反对大撒旦（美国），小撒旦（以色列）和红撒旦（苏联），还打了一场伤亡百万的两伊战争。但最终的结果是——霍梅尼寿终正寝，还在去世后留下了一场数百万人参加的创纪录的混乱国葬，哀荣之盛，无有其比。

假如今天的伊朗，掌权的是霍梅尼，美以是决然没有机会斩首成功的，而霍梅尼则一定会给敌人施加百倍于今日伊朗的压力。

但这一切永远不可能发生，因为21世纪不是20世纪，哈梅内伊也不是霍梅尼。

在广播和报纸的年代，世俗化代表着“西毒”，是一种文化冲击。而在手机和互联网的时代，世俗化是一种刚需。

在21世纪，那个霍梅尼创造奇迹的社会基础已经不存在了，后现代的世界无法容忍前现代的架构。伊朗不是阿富汗，在智能手机的年代，无法指望人们对伊斯兰共和国如1979年般虔诚。社会基础的瓦解，让上层建筑变成了空中楼阁。一切维持这套空中楼阁的动作，都像是那个苏联笑话一样——把窗帘拉上摆动身体，装作火车还在前进。

当然，伊朗的问题远不止世俗化而已，且不说伊朗政府的低效问题，也不说伊斯兰革命胜利后庞大的食利阶级（比如伊斯兰革命那恐怖的军队经商规模）问题，伊朗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和美国的关系？

由伊斯兰革命带来的反美惯性，让伊朗在整整半个世纪里从未成功与美国和解。而这成为了相当多伊朗人最大的心结——为什么伊朗要与美国为敌？

伊朗与中国不同，它并没有中国这样的体量和地位需求，也不是世界级大国。作为一个石油国家，伊朗本可以卖卖石油混日子，为什么一定要和美国为敌？双方和解的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答案毫无疑问——就是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反美是现代伊朗的立国之基，而对美和解却是现实利益的客观需要。后者也许并不一定能成功，但伊朗一定有无数人想试一试。

在很多伊朗人看来，1979年前，伊朗是美国在中东最大的盟友，光是看看当年德黑兰的照片就足以让人心神荡漾。那个被几百万人上街推翻的巴列维王朝早已烟消云散，人们无法理解当年革命的背景，只看到了今日伊朗，在被迫的参加一场毫无胜算的，本不应参与的斗争。

这就是伊朗反对派如云如雨的原因，很多人将伊斯兰共和国视为追求幸福生活的阻碍，在这种情况下，伊朗自然被渗透的千疮百孔。

而且，伊朗现政权更大的悲剧是，在面临这样的糟糕现状时，他们甚至还很难动用民族主义来对冲这种影响。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哪怕再腐朽，再落后的政权，在面对外敌时，也总该有民族主义的加成，蒋介石再不得人心，在小鬼子打来的时候也是要支持他的。但伊朗的问题则不这么简单，因为伊朗现政权还有另一个巨大的debuff——“两个千年”问题。

伊朗是波斯民族，而波斯民族的一切民族记忆均建立在世俗君主和拜火教（琐罗亚斯德教）之上。其前一个千年的辉煌历史构建了波斯人的民族认同。而在伊斯兰教传入伊朗之后，伊朗经历了后一个千年时代，伊斯兰教全面普及，塑造了后来的伊朗的穆斯林社会。

然而，在伊斯兰教世界观里，波斯历史上信仰拜火教的千年是彻底的“蒙昧时代”，是信仰伪神的黑暗时代。伊朗历史上无数的君主和知识分子试图将波斯民族历史和伊斯兰教调和到一起，但始终没有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巴列维王朝搞波斯帝国2500周年庆典，就是为了动员波斯民族主义，来对抗伊斯兰教的宗教势力。而现代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立在推翻巴列维王朝之上，他们虽然也努力想解决两个千年问题，却受限于先天的政治正确，完全无法承认拜火教，导致其在民族主义方面有着巨大的不足，完全无法体现出一个民族在受压迫时应有的生命力。

意识形态落后，民族主义和国教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反美带来的地缘困境，经济封锁带来的资源匮乏，以及立国之初留下的利益集团矛盾，让现代伊朗举步维艰。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另一个不亚于霍梅尼的政治天才（感觉天才都不一定够，得神人了），但哈梅内伊显然没有这个水平。

因为无力解决这些问题，最终也就导致有了这样的结果。伊朗没有解决这些根深蒂固的矛盾，也就导致了它在这一系列的冲突中糟糕透顶的表现。历史无数次的告诉我们——国家无分大小，只有团结才能展现出力量，不团结的国家所能得到的只有失败。

今日的伊朗，是在为五十年来未能解决的一切矛盾来买单。这场从天而降的轰炸，只是当年那场滔天洪水溃堤后，所带来的第一场冲击而已。